第5章雕塑艺术
雕塑属于造型艺术，是一种在三维空间（即客观存在的现实空间）展现的视觉艺术。我国古代雕塑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具有本民族艺术体征的雕塑风格。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感受和心境。
雕塑的形式
圆雕
圆雕是指占有空间的实体构成的雕塑个体或群体。它是在各个可视点都能感到其存在的可视实体。圆雕一般不带背景，它主要通过自身的形象和与之相协调的环境，构成统一的艺术效果，通过集中、简炼、概括地表达主题思想打动观众。
浮雕
浮雕是指只有一个面向（观赏面）的雕塑形式，通常是指有一块底板为依托的，占有一定空间的被压缩的实体所构成的雕塑个体或群体。浮雕中表现的形体和底板平行的二维尺度长度的比例不变，只压缩形体的厚度，按压缩的程度，可分为高、低、薄三种。去掉底板的浮雕叫做镂空雕或透雕。
雕塑分类
石雕
石雕材料品种最多最丰富，色泽纹理各不相同。常用的石材有花岗石、大理石、青石、砂石等。石材质量坚硬、耐风化，是大型纪念性雕塑的主要材料。下面介绍一下花岗石和青田石石雕材料。
花岗石是雕刻室外大型雕塑的好材料，质地粗而硬，结实牢固。花岗石颜色多种多样，有米黄色、青色、灰色、黑色、淡红色、淡咖啡色等。
青田石质地很细，色彩丰富，适宜刻制室内小型雕塑。但质地较柔软，颜色混杂，有裂纹，不能大块开采，因此不适宜雕刻大型雕塑。
木雕
木料雕塑因材料本身容易干缩、湿涨、翅裂、变形、霉烂、虫蛀，不宜做永久性大型室外雕塑，一般多为小型架上室内雕塑。木材质软便于雕塑，施以不同的刀法可以取得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趣味。
水泥雕塑
用钢筋混凝土浇注，一般用于室外，不宜近看，主要以粗犷质朴的庞大体积和生动的形象打动观众。
青铜雕塑
用青铜铸造的雕塑，或称青铜像、铜像，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和铸造功能。在表面经过不同的化学处理，可以得到色泽各不相同、丰富而优美的特有质感。青铜雕像具有纪念碑性的特征，既适合于耸立的广场、街头，也适于做肖像雕塑。
玻璃钢雕塑
用合成树脂和玻璃纤维加工成型，质轻而强度高，成型快速方便，可制作动势大而支撑面小的雕塑构图。供树脂用的各种色浆，可使玻璃钢雕塑表面获得饱和度很高的各种鲜艳色彩，也可镀铜仿金，材料本身具有现代感和装饰趣味。
古代雕塑
商周雕塑
商周的雕塑是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产物，没有真正独立。商周是我国青铜器高度发展的时期。因此雕塑主要用于青铜器的装饰之上，多为动物形，主要有《虎食人卣》、《象尊》、《犀尊》、《鹗尊》等，造型庄重，纹饰繁密，神秘而威慑力强，有力地体现了商代狞厉的艺术风格。
西周青铜器的装饰雕塑，写实简朴、平易清新。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人像是商周时期所罕见的独立雕塑。
秦代雕塑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代文化宣扬皇威，气势磅礴，尚武务实，写实严肃，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秦始皇兵马俑气势浩大，体现了大秦帝国尚武务实的精神，并且其雄伟的气魄在中国雕塑史上异军突起，创造了闻名世界的一大奇迹。
秦兵马俑造型准确、简炼、生动，而且容貌各异，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显示了秦代雕塑写实细腻的艺术风格。
汉代雕塑
汉代社会盛行“行孝”，导致厚葬之风兴起，美术作品大量用于墓葬。墓内装饰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用于墓前石雕和墓内陶俑，因此陵墓雕塑极为发达，并大大促进了汉代雕塑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的陵墓雕主要有三类：陵前石雕、墓内陶俑、画像石和画像砖。陵前石雕最具代表性的是陕西兴平茂陵霍去病墓前的大石雕，简朴深厚，气势磅礴，是我国古代纪念性雕刻的典范。汉俑各类繁多、写实传神，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画像石和画像砖都属浮雕，是汉代雕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汉代发展到鼎盛。汉代雕塑除陵墓雕塑外还有工艺美术方面的装饰雕塑，主要为青铜器和玉器上的装饰雕塑。总之，汉代雕塑以朴实生动、气势辉煌为其最大特色，表现出强烈的阳刚之美，充满生命力，体现了汉代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大统一走入大分裂的时期，社会动荡，战祸频繁，阶段矛盾极为尖锐，政权分立，更替极快。但这时文化却还在向前极大发展，佛教盛行，并且出现石窟艺术，四大石窟（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相继建成，推动了中国雕塑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中，云冈石窟的规模最大，麦积山次于云冈和龙门，这些石窟雕刻，最早的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石窟中的雕刻，大体有庄严慈祥的佛、神、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供养人等。中国的佛教雕塑完美成熟，装饰性很强，艺术水平极高，是中国乃至世界雕塑史上的精华。
云冈石窟中，佛和菩萨的体形简朴，线条分明，气魄浑厚，大部分造型挺健雄伟，面带笑容，但微笑中却蕴藏着森严的力量，使人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隋唐五代的雕塑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随后便由盛转衰。
隋代的雕塑为唐代雕塑的发展做了极大准备。五代的雕塑是唐代的延续和继承。
唐代的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的最高峰，可分为佛教雕塑和陵墓雕塑两大类。
唐代佛教雕塑，仍以石窟造像为主，此外还保存下来少数平原佛寺彩塑和小型佛像。唐代造像以奉先寺造像为代表，雄伟壮观，丰满圆润，有力地体现了大唐风格的特征。又以敦煌彩塑为主体和精华，数量之多，内容相当丰富，艺术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是历代造像所无法比拟的。唐代的造像已经成为独立的圆雕，多为群像，中间坐佛，两旁弟子菩萨、天王、力士遥相呼应。造像与真人几乎同大，仿佛感到自己亲自与佛交流，亲切近人。
唐代的陵墓雕塑仍分为陵前雕像和墓内小陶俑两类。陵前的大雕像主要分布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唐朝各代皇帝的陵墓附近。在陵前的神道两侧有高大的石人、石马相对呼应，气势宏伟，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献陵石雕、昭陵石雕、乾陵石雕、顺陵石雕等。
唐代的墓前雕刻，有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唐代雕刻家以简洁的手法、精确的造型，生动而突出地刻画了战马的雄强性格。六骏浮雕在艺术上的共同点是：形体饱满、生动、健美，富有运动的节奏技巧。从头部到臀部，都刻画了马所具有的肌肉特点。
唐代的陶俑和唐代所特有的“唐三彩”，以人物、马、骆驼等为主，继承了传统，造型写实、生动传神，生活气息很浓，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唐俑的色彩是传统的彩绘。三彩是低温铅釉陶瓷，色彩自然垂流，互相渗化，丰富多彩，富丽堂煌，体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风貌。
唐代雕塑融合中外、综合南北特点，达到了成熟的顶峰，为后世雕塑艺术树立了光辉典范。
宋代雕塑
五代开始，我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艺术发展的重心也开始南移，其中著名的石窟造像有宋代四川大足石窟造像和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也是宋代石窟造像的代表。
宋代雕塑的特点是写实成熟、细致严谨，充满了世俗气息，并且对人物内心刻画细致入微，富有个性，受文人艺术的影响。风格文雅大方，但气势不足，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侍女塑像是宋代雕塑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性的阴柔之美。宋代的小型佛像以木雕观音为代表，丰腴秀丽，和蔼慈祥。
元代雕塑
到了元代，雕塑发展的趋势更加衰退。元代的雕塑艺术明显受到印度、尼泊尔以及西藏艺术的影响，造型奇特。在宗教雕塑方面主要是喇嘛教的雕像，现存的一些鎏金铜佛像，细腰高髻，与传统汉式佛像迥然异趣。元代雕塑中的精品要数居庸关大浮雕四天王，威武雄壮，气势庞大，体现了蒙古帝国雄大富强的时代风貌。
明代雕塑
明代雕塑总的趋势是在前代基础上继续衰落。石窟造像已达到尾声阶段，水平也很一般。明代的陵墓雕塑也在衰落，但石雕较多，其中充分显示当时水平的有南京明孝陵石雕，是中国石雕艺术的最后杰作。
建筑装饰的琉璃浮雕在明代有所发展，最有名的是九龙壁，釉色华丽，气势雄伟。
总之，明代雕塑为中国的雕塑作了最后的总结，具有完整大方，庄重典雅，华丽精致的特征。
清代雕塑
清代雕塑在明代雕塑基础上进一步衰落，精品极少。从明代工艺雕塑开始兴起，但真正繁荣于清代的工艺雕塑，主要用于观赏、摆设，在民间及宫廷都有很多，并且材料使用广泛。宫廷内的工艺雕塑都使用昂贵的金银、象牙及玉为原料，雕刻极为繁缛精细、豪华富贵。民间雕刻工艺一般就地取材，如使用竹、木、石、泥等材料，朴实大方，充满了民间的乡土气息。
雕塑作品
俑像
在奴隶制社会的商周盛期，奴隶主死后，极其残忍地用数十个到数百个活人和活马等作为殉葬，幻想在其死后，这些奴隶仍可供其奴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变革，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到战国时期对丧葬的事进行了变革，开始用木、石、陶或青铜等材料制成的雕塑偶像来代替人和动物殉葬，这种偶像也称为俑像。俑有各种奴仆、仪仗队、器物、家畜等。
俑像雕塑在商代的墓中就有发现，在奴隶主盛行残酷殉葬时，这是比较罕见的，东周以后渐渐多起来，秦、汉至唐代最为盛行。宋代以后纸冥（纸扎的随葬品）流行，立体的俑在一般墓中就逐渐减少了。
秦汉时代由于地主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地主官僚追求享乐，风行厚葬。在河南、山东、四川、湖南、陕西等当时的经济交通发达地区，汉墓中出土的俑像很多，佳作甚丰。济南出土的乐舞杂技俑及成都出土的说唱俑，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奉者。动作服饰，均从现实生活中来。秦始皇兵马俑更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在随葬品中还有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明器”。官僚地主的大墓中，仓廪、房屋、车马、井灶，无不具备。
唐代在历史上是一个文物昌盛的时代，音乐、美术极大发展，歌舞弹唱的享乐生活很普遍。王公贵族专门有乐队、歌伎和舞女，在贵族们的墓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出土的许多立体俑像，真实生动。在唐代长安，外国人做各种营生的不少，其中有商人、小贩、传教士、僧徒、画工、留学生，以及乐师、御马等各类人士。特别是养马、御马多由外籍人士担任。出土的陶马多是阿拉伯型的大马，牵马俑也多是“胡人”。狩猎是唐代统治阶级享乐生活之一。唐墓中出土的骑马出猎俑像数量不少。墓葬中大量的马匹、骆驼等载运工具都反映了唐代的商业繁盛，交通发达。还有一些驱逐邪恶的神怪，作为护卫、镇墓之用，形象凶恶，极尽夸张想象。
中国的俑像雕塑在美术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中、小型陶塑，是我国封建时代墓葬里随葬品中数量最多，形式最美，制作最好的一种雕塑艺术佳作。由于体积小，所以也塑造的细致完美。其他雕塑，不论是陵前石雕或石窟寺庙造像，其形象的动态、服饰等都受一定的限制，惟独俑橡，既然是为了代替活人殉葬而制作的，必然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再现，衣饰动态，必然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和社会风尚。在造型上就比较自由，形成因时代而异的不同风格。成为一门区别于工艺雕塑和建筑装饰雕塑的独立形式。
泥彩塑
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深得崇敬，虽受过冲击仍持续不衰。人们在山上凿窟造像，也在城郊兴建许多的寺庙，供奉佛像，顶礼膜拜。石窟中的造像有石雕也有泥彩塑。寺庙中的造像虽也有木、铜等材料的，但多为泥彩塑。古代的艺术匠人做泥彩塑时，先用木材制成骨架，再用黏土掺合河沙和纤维（麦秸、稻草、麻秕、棉花）为材料来完成塑造。阴干后打磨，涂上粉底。然后在粉底上用矿物颜料涂绘。现代称为“彩绘”，古代称为“妆銮”。我国古代泥彩塑的珍贵遗迹主要有：敦煌石窟的造像、麦积山石窟的泥彩塑、太原晋祠的侍女像、山东灵岩寺的罗汉像、山西平遥双林寺的造像等。
金星泥彩塑（明代）
敦煌地处汉代以来中西往来的要道“丝绸之路”上，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必经之地。敦煌千佛洞共有四百九十二个洞窟，因开凿在砂岩上，石质松散不宜雕刻，造像均为泥彩塑。最大的33米，最小的10厘米，共2415件。在布局上，一般是佛像居中心，两侧是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各类人物个性鲜明，神态各异。现存最早的塑像始于北魏。敦煌地处沙漠，气候干燥，虽经1500多年，泥彩塑仍保持完好。
麦积山石窟群在甘肃省天水地区。因开凿石窟的山形很像农村的麦草垛，所以叫麦积山。山上共开凿石窟约一百九十多个，雕塑共有一千多尊。从北魏到宋代都有雕塑，被誉为古代的大雕塑馆。由于石质不宜于雕刻，所以造像多为泥塑，只有极少数从外地运来的石刻造像碑。麦积山雕塑的人物造型更为接近现实，虽然是佛经中的人物，但人间气息很浓，有不少脸型圆润、面含微笑，令人感到纯洁、优美的塑像。
唐代在太原附近晋水之滨建了晋祠，纪念周代武王后妃邑姜。这座祠庙在宋代毁于火灾后，再建时在祠殿中又泥塑了邑姜像和四十多个宫廷侍女像。这些塑像不是佛教人物，而是现实中的宫廷侍女，所以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她们展示了不同的职位和不同的年龄、性格，以及式样各异的彩色服饰等，令人有犹入宋代宫苑之感。侍女有的老成持重，有的单纯活泼，有的神情恬静，有的喜形于色、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左顾右盼、窃窃私语，使大殿内充满了生气。这些彩塑是宋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
灵岩寺位于山东省长清县，泰山西北约二十千米的灵岩山。此地风光幽美，文物荟萃，自古以来为文人学士临风吊古之胜境。千佛殿中有40尊罗汉彩塑坐像。据现存木牌题榜看，其中有11尊为中国高僧，29尊为梵僧罗汉。这40尊塑像的确切年代还有待确定。多数学者根据千佛殿重建年代和彩塑风格，认为是宋代所塑。这些彩塑摆脱了一般佛教造像的固定模式，其造型真实，神态感人，人物性格刻划入微：有的据理争辩，有的凝神沉思，神态各异、无一雷同，人称“海内第一名塑”。
山西平遥县城西南的双林寺，建于北魏早期，明代多次重修。现存塑像大多为宋、明泥彩塑，共有2000多尊。天王殿里的天王、金刚强健威武，形体夸张有度，塑造手法非常细腻，身着的甲胄塑造得非常精美。其他殿中的佛、弟子、菩萨、文武臣将、观音及十八罗汉、阎王、判官、土地神还有关羽及三国故事，都制作精细、栩栩如生，令人叹服。彩塑林立的双林寺是一座精美的造像艺术馆。
我国古代的泥彩塑遗迹非常丰富，体现了古代艺术家精湛的技巧，是我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窟雕塑
汉代中期佛教随文化和商业的交流而传入我国，到了三国两晋时代，浸透到南北各地各阶层中间。封建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利用佛教来麻醉人民，处于社会动乱的被压迫人民，也企盼从佛教中求脱苦海，于是，佛教大为兴盛。
佛教用形象来为宣传教义服务，把佛释加牟尼、菩萨及其弟子的面貌和佛经故事等表现出来，以供信徒们瞻仰、崇拜。僧徒们需要在寂静的山洞里修身养性，所以特意在山崖上开凿石窟，雕塑佛像。有的还用砖、石等构筑窟形建筑，或在石窟前构造木质建筑。石窟中的造像有石雕、泥塑、石胎泥塑等。石窟艺术在我国是佛教艺术的具体体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至宋代，佛教造像遍及南北各地，成为当时雕塑的主流。在全国范围内石窟遗址有一百多处，著名的石窟群不下十几处，形成了许多驰名中外的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的艺术奇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客。代表性的石窟群是大同云岗、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南北响堂山、大足石窟等。每一处有窟室数十个到2000多个，其中雕刻的佛、菩萨、飞天像等多得难以统计。作品的体积从十几厘米到二三十米不等，可谓丰富多彩、气象万千。
约在公元460年，魏帝发起在云岗的沙石岩上创造了一系列宏伟的石窟庙宇。整个石窟群东西延绵约1千米，依山西大同西郊的武周山岗凿成。因山岗起伏如云，故称“云岗”。最大的佛像高十七米，象征着佛教的神圣和朝廷的权力。云岗石窟中雕刻的佛像、飞天等共有五万一千多躯，雕凿富丽为全国之冠。
公元490年，魏迁都洛阳后，创造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洛阳，成了佛教艺术的中心。龙门的石灰石较细密，适宜雕刻造型精致、线条流畅的雕像。最早开凿的是宾阳洞，它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一窟，雕有佛、菩萨、飞天。其中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浮雕，表现的是皇后在侍从仪仗的簇拥下缓慢行走的场面。这件浮雕非常珍贵。
龙门石窟雕像
隋唐时代宗教造像继续发展，全国的石窟造像超过历史纪录，艺术水平也达到了最高点，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唐王朝以洛阳为东都，在龙门大规模开窟造像，雕刻了大量的造像。奉先寺卢舍那佛就是武则天时期最大的雕塑之一。唐代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等地的造像，写实手法大为进步，人体比例合适，姿态生动，衣纹处理真实自然，人物形象刻划得深入、丰富，表现了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弟子的善良，天王、力士的勇猛。这期间，四川乐山开凿了中国以至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历时90年。雕像总高71米，头长近15米，耳朵就有7米长，以宏大瑰伟载入文化史册。
唐代之后兴起了禅宗思想，各地普遍流行观音菩萨像、罗汉、弥勒佛，石窟雕塑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时较有特色的是四川大足石窟雕塑。
中国石窟雕塑的风格在早期明显受印度佛教雕塑的影响，内容也完全按照佛典的要求。后来，造像逐渐趋向写实，并慢慢将外来艺术和民族传统融化、吸收。艺术家开始以人的情感和性格来表现佛教中的形象。无论衣饰、动态都由神化逐渐接近人间化，使得佛教造像充满生气，肌柔肤润，歌颂了女性的美丽和男性的健壮。飞天形象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创造，表达了人类奔放的感情和生活的快乐。造像的题材逐步广泛，渗进了不少现实生活的题材，充满了现实气息。佛教雕塑从隋到唐逐步走向成熟，在中国生根开花，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形成了中国风格的石窟雕塑艺术。
画像石和画像砖
画像石
画像石刻是古代雕刻在门楣、祠堂、墓室、棺椁等上面的装饰性石刻浮雕。画像砖是指嵌于墓室或建筑物壁面上的，以木模压制出有凹凸线画的砖块。画像石和画像砖既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又是一种装饰品，是绘画与雕塑结合的艺术。在我国古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壁画，但壁画经不起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多已残缺不全。幸运的是画像石和画像砖，经得住长期的侵蚀而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遗迹为我们研
究古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代画像砖
汉朝建立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艺得以发展。汉代尊崇儒教，厚葬风俗极为盛行，上自皇室，下至显贵，都大规模经营陵墓、祠堂。生时恣情享乐，为了死后哀荣，便把生前生活情景和宠爱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之中，因此，画像石和画像砖大为流行。炽盛之风延续至东汉、魏、六朝及唐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内容广泛，可分为四个方面：
1社会生产：如耕种、纺织、冶锻、狩猎、捕鱼等，反映了生产劳动的情形，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2社会生活：战争、宴饮、舞乐、杂技、格斗及车骑出门、聚会等。这类内容多半记录了墓主人的生活情景。无论是宴乐的喧闹、车马的奔腾，都极真实生动。
3历史故事：帝王、将相、圣贤、烈女、刺客、孝子等。这些画面都表现一定的主题，选取了最有表现力的情节，使人物栩栩如生。
4神话传说及鬼神迷信：伏羲、女娲、王母、王公、玉兔、仙人及奇禽异兽等。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当时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画像石、画像砖的雕刻技法不拘一格，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形式：
1以凸出平面的线和形体的手法来表现，称为阳刻。
2用低于平面的线条来表现的方法，称为阴线刻。
3把形象某部分刻透的方法，称为透雕。
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手法通常是：
1把不同时间与空间的事物描绘在同一画面上，扩大意境。在画像石、砖上经常能看到这种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构图组织画面的情况。如山东沂南画像石《战争》图，在画面中间安排一座桥，桥的右方是驾车奔向桥头的主帅，左方是战斗的场面，桥上是行进的士兵，桥下是划船的水军，天上有飞鸟，水中有游鱼。呈现出一幅战争的画面。
2充分运用夸张的手法。画像艺术是一种浮雕形式，形象没有很多的细节，都是剪影式的人像，只能通过夸张人物、动物的动态，强调形象的外轮廓的变化来表达意境。南阳画像石的《异兽》，特别夸张其张牙舞爪的姿态。《人兽争斗》则夸张其勇猛。酣战的激情。《鱼猎》重点在鱼，构图上鱼大而突出，非常醒目。
画像石、画像砖中的许多作品造型质朴，构图富有变化，线条运用生动自然，是我国古代雕塑的珍贵遗产。保留下来的画像石、画像砖为数不少，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山西等地。山东石刻质朴厚重，河南石刻雄健生动，四川画像砖轻松奔放。
将军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15千米。1974年3月的一次偶然机会被发现。
出土的兵马俑阵容严整，规模雄壮，配合有序。1、2号兵坑内的武士俑面朝东，三列横队为先锋部队，三个领队身穿铠甲，其余兵士免盔束发、着短褐、扎裹腿，穿薄底浅帮的鞋，紧系鞋带，体现了冲锋陷阵的战士“轻足善走”的特点。强大的后续部队由38路纵队和几千个铠甲俑簇拥着战车组成。面向东方，似乎在浩浩荡荡的行进之中。军队两旁及后面都列有卫队。
前锋部队的武士俑和军队两侧卫队的武士俑，多数手执矛，戟等长兵器。军阵场面肃静而又富有宽阔雄大的境界。
这些兵俑形象面貌互不相同，年龄、性格、表情各异，极为生动。古代艺术家们采用了丰富多样的手法，使立正姿势的武士俑在静止中增加一些手的动作变化，让跪式俑或背弓，或射箭。将军俑右手紧握左手腕的力度十分鲜明。乘驾战车的骑俑双臂前伸，似在冲锋。有的战士呈微笑状态，以表现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为了更好地突出生气勃勃的斗争风貌，夸张了战士的浓眉大眼、阔口宽腮，显得英俊、刚直，显示出大无畏精神。
秦兵马俑像
在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马的塑造中，艺术家们着力刻画战马蓄势欲动的特点，或是昂首扬尾，或是张口嘶鸣以及双耳上耸，全神贯注的眼睛，张大的鼻孔，宽阔的前胸，坚实的筋肉，矫健的四肢，都给人急不可耐地要奔驰疆场的强烈印象。在秦代以前，我国用马作为题材的雕塑非常罕见，而在始皇陵却出土了那么多的陶马，不但形体庞大，而且神态生动、手法熟练，马的全身比例都十分均称适度，肌肉、骨骼、筋脉都塑造的非常逼真，特别是刻划出了战马的刚劲性格和矫健的风姿，塑造艺术竟达到如此惊人的写实程度，令观者不胜感慨。
这些兵马俑形体高大，武士俑高约185米，陶马与真马形体相当，超越一般俑塑高度数倍。一般墓俑为了数量多，制作快，多用模制法，以致俑人的形象少有变化。这些高大的俑和马，从塑造到烧成经历了复杂的制作过程，解决了许多工艺的问题，使成品不缩不裂，毫无变形，显示了两千多年前我国雕塑工匠们高度的技术水平。
这批兵马俑不仅弥补了我国雕塑史中秦代的空白，而且由于塑造艺术的高水平，使我国雕塑史放射出了奇辉异彩。近年来，已在俑坑处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雕塑馆，供中外人士游览观赏。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
唐太宗死后葬在陕西省醴泉县的九嵕山昭陵，在陵前建有六块骏马浮雕石刻像，称为“昭陵六骏”。这六匹骏马都是唐太宗历次征战时坐骑，有征洛都时的“飒露紫”，与刘黑闼作战时的“拳毛”，与窦建德作战时的“青骓”，与王世充等作战时的“什伐赤”，与宋金刚作战时的“特勒骠”和与薛仁杲作战时的“白蹄乌”。这六匹有战功的骏马雕像，刻于唐太宗在位期间的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是艺术成就极高的古代雕塑，概括塑造出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生动、健美、雄劲的各个不同的姿态。其中“飒露紫”表现的是战马中箭受伤，护持者正在为它拔去箭支，马在垂头好像镇定地配合着人的动作。“拳毛”和“特勒骠”在缓步前行，另外三匹马正在呼啸飞跃奔进，浮雕对于马的强劲筋肉和马的烈昂与喘息的神态都作了真实的刻划。
“昭陵六骏”是现存古代雕刻中最有价值的纪念性物品。唐太宗为追念这六匹骏马，在自己的陵墓前刻像加以纪念，象征着唐初的武功事业。但是这些浮雕并不是概念式的作品，它们从历史性上传达出当时的真实，从艺术性上也传达出了对象的真实形象和情感。这六件雕刻作品是中国古代雕塑的精品，高度体现了当时工匠们的技艺水平，树立了民族的艺术风格。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
196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掘出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批的铜铸车马。有驾车的马，也有人骑的马，造型都非常生动，铸造工艺也很精致，反映出墓主人是一位善于骑马，喜欢马的人。在这些铜马中，有一件最有价值的青铜奔马，令人惊叹，轰动了中外艺术界和考古界。这件青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1厘米，它没有拉车驾辕，也没有被骑乘，而是自由地奔腾。它昂首嘶鸣，尾巴飞扬，蹄子灵活舒展。一只蹄子踏在一只飞鸟的身上，这只飞鸟回过头来显得非常惊骇。这匹骏马跑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超过了高速飞翔的燕子。这件雕塑表现了骏马神速飞奔，一往无前的矫健身姿和风驰电掣般的奔腾气势。根据这件雕塑的造型，人们称之为“马踏飞燕”。
有些专家考证认为，原来所说的这个飞燕乃是古代传说中的“龙雀”。马也不是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更增添了这件雕塑的神秘色彩，使这件作品的意境更加深远，大有“天马行空”的感觉。那唯一作为支点的一蹄轻触在“龙雀”上，而这只被称为神的“龙雀”回首闭翅疾飞的惊愕状态，使人看到的是一匹“四蹄疾于鸟”、“自然凌翥”、“不可羁勒”的神马的形象。人们也称它为“马超龙雀”。
这件青铜雕塑的构图非常巧妙，虽然整个雕塑只有一个蹄子作为支点，但扬起的蹄子和尾巴，以及优美的姿态使人感到这件作品重心是平衡的，虽然动势很强，但没有不稳定的感觉。飞燕作为雕塑的支点，处理得极为妥当。
云冈石窟大佛
云冈石窟佛像
云冈石窟创建于北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间（460~465年）。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为了争取更多的教徒，便于佛教徒参禅打坐，举行宗教仪式，从公元3世纪起，封建统治者花费大量人力财力，陆续在山岩旁依山开凿不少石窟，修建豪华的寺院、宝塔。尤其是石窟艺术在全国分布较广，而云冈石窟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之一。云冈石窟是由一位叫昙曜的和尚主持开凿的，由他首先开凿石窟五所，世称“昙曜五窟”。以后又陆续兴建开凿，直到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前基本完成，前后花费近40年时间。这座云冈石窟大佛即是“昙曜五窟”之一的三世佛的大坐佛。大佛高约14米，气势宏伟，慈颜微笑注视着观众。从这尊大佛的形象处理可以看得出早期佛教造像受印度佛教造像的一些影响，佛的形象带有南亚人的特点。这种情况，到唐代的石佛造像就消逝了。由于年代久远，石佛手已残损，但是释迦佛作“法界定印”的手势还依稀可辨。原保护大佛的窟顶崩塌。这尊雕像可以说是北魏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霍去病墓前石雕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是西汉武帝时英勇善战的名将，六次抗击匈奴。因有战功，被封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冠军侯。他死后汉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在武帝的茂陵旁建造了一座象征匈奴的居地祁连山的坟墓，以纪念他在祁连山一带反击匈奴战争中的不朽功勋。坟墓造得高大如山，遍植林木，还雕刻了大型石刻多件散置“山”上，开创了我国借助雕塑与建筑环境的综合而形成纪念性综合体的先例。
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
霍去病墓的石雕共发现16件，其中《石人》、《跃马》、《卧马》、《马踏“匈奴”》、《伏虎》、《人与熊》等9件发现时散置在墓冢的“山”上。其余的《卧象》、《蛙》、《蟾》、《鱼》等7件是1957年文物管理人员在墓冢的土中钻探发现的。这些石雕独特而简炼的造型手法，对石块的巧妙利用，使后人深感叹服。
石雕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马踏匈奴”的雕像。高约2米，原是设置于墓前，是霍墓石雕中的主题性雕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墓主人，并没有直接去表现其本人，而是借助英雄的战马。用威武的马象征胜利者，把战败的匈奴奴隶主踏于马下，用意明确。马被雕得强健有力，而匈奴奴隶主却被踏得蜷缩在马腹下狼狈挣扎。但他仍手持弓箭不甘心失败。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座纪念碑式的石雕，是中国古代大型纪念性雕刻的早期杰作，值得我们珍视。
《伏虎》也是霍去病石雕中的一件佳作。古代的雕刻巨匠非常了解虎的特点，用一块很像匍伏老虎的自然石头，只经过简要的艺术加工，就把一只准备捕食的老虎表现了出来。这只老虎伏地收肢，隐伏在那里，虎视眈眈，全身聚集着一股力量，随时准备一跃而起。身躯上刻凿的几道看似任意的线条，非常轻松地表现了虎周身的斑纹，又令人感到了它血液的流动，肌肉的起伏，充满了活力。虎尾回卷在虎背上，保持了石雕的整体，也助长了虎的机警。这件石雕造型简洁、概括，形象真实、生动，很有威慑力。粗犷的表面效果造成了皮毛的质感。
《跃马》长25米，表现了一匹休息卧地的马，正要一跃而起的那一瞬间。雕刻者利用巨型石块的自然形态稍加雕琢，圆雕、浮雕、线划手法并用，次要的地方大胆概括，主要的部分充分刻划。与身躯和腿部比较，马的头部做了具体刻划。表现形似的时候，更注重神似，更好地表现了跃马的精神状态。
霍去病墓石雕的特点是造型古朴、雄浑，雕刻技法粗犷、简洁，构思选料巧妙、独到，艺术处理夸张、变形。这些石雕体现了我国古代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是我国存在时代最早、体积最大、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的珍贵的雕塑遗产。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8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从碑身东面起，按着历史顺序瞻仰。第一幅浮雕是“销毁鸦片烟”，描述了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3日，群众在虎门销毁鸦片的事迹。浮雕上，愤怒的群众正在把一箱箱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运到海边，倾倒在放有石灰的窖坑里销毁，一股股浓烟从石灰池上升起。人群后面，有炮台和千百只待发的战船，准备随时还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画面上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东面的第二幅浮雕，描写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严重地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这幅浮雕上，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扛着土炮起义的汉族壮族人民的儿女，正从山坡冲下来，革命的旌旗在迎风飘扬。
往南转到碑身的后面，看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庄严画面。深夜，起义的新军和市民，摧毁了湖广总督府门前的大炮，正向总督府里冲去。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冒向天空；总督府的牌子被打断；撕碎了的清朝的龙旗，被践踏在地下。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接下来的一幅是“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浮雕的画面显示出学生们齐集于天安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情景。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梳着髻子、系着长裙的女学生，在向市民们散发传单。人群高处，一个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愤激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卖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南面的第三幅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促使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的爆发。这幅浮雕表现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人民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斗争的情景。画面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举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冲破英国巡捕的沙袋、铁丝网英勇地前进；商店关门罢市，戴着礼帽的商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被打伤的工人，在战友们搀扶下，继续勇往直前。人群后面，隐约看到外滩的海关和银行大楼。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浮雕。画面从一个连队的角度来表现这一伟大起义的情景。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指挥员挥着左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士兵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光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在帮助搬运子弹，战士们激昂地高呼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展开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紧接着的一幅是“抗日敌后游击战”，浮雕上显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在一座雄伟峻峭的半山腰里，游击队员们正穿过高大的树林和茂密的青纱帐，去打击敌人。画面上，青年男女农民拿着铁铲，背着土制地雷；白发的母亲送枪给儿子，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年轻小伙子站在指挥员身旁，等候命令，准备随时投入消灭敌人的战斗。
最后来到碑身的正面，看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浮雕，这是十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浮雕上，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员右手高举，连连向高空发射信号弹；已登上敌岸的战士，踏着反动派的旗子，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冲去；后面数不清的战船正在波涛中前进。在这幅浮雕的两旁，是两块装饰性的浮雕。左边，是渡江前夕，工人抬担架、农民运军粮、妇女送军鞋等热烈支援前线的场面。右边的一块，表现全国各阶层人民举着红旗和鲜花，捧着水果，欢迎解放军、慰劳解放军的情景。
